博物館的社會價值是博物館區別于其他公共文化機構的根本屬性,歸根結底是由博物館、公眾、社會這幾大要素構成。博物館社會價值的實現,需要處理好博物館與自身建設、公眾需求、社會發展相互之間的關系,使之相互帶動、共同推進。臨時展覽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建立的博物館與公眾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博物館實現社會價值的重要手段。選題是臨時展覽的基礎與核心,反映了博物館創造社會價值的理念和能力,也是衡量博物館社會價值實現程度的重要尺度。可以說,臨時展覽選題提供了一種反觀博物館社會價值的視角。
本文將分為兩期,藉由2008—2016年國家一級博物館臨時展覽素材,通過分析選題構思和選題趨向,探尋當前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呈現和社會價值導向,進而上升到由選題策劃確立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定位,以促使博物館社會價值的實現。
選題思路與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呈現
一.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博物館每年舉辦近萬個臨時展覽,內容涉及歷史、藝術、自然、科技等題材。進一步分析展覽的選題思路,可以發現博物館通常會從本館性質和館藏資源出發,并結合社會熱點和節日主題進行選題策劃。因此,根據選題思路,臨時展覽選題可分為:延伸擴展基本陳列、表現館藏特色、聚焦學術焦點、關注社會熱點以及反映特定節日。同時,不同類型的選題反映出博物館對時代、對社會、對公眾的思考與反饋是多層面的,即博物館社會價值的呈現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延伸擴展基本陳列的選題
延伸擴展基本陳列的選題是各類博物館在臨時展覽的策劃過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種選題思路。
浙江省博物館《西風東漸——歐風美雨下的浙江社會》,以浙江近代歷史上的特定片段作為選題素材,從不同角度揭示出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浙江近代百余年間的社會生活風貌和浙江人民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奮斗歷程。展覽不僅豐富了觀眾對浙江近代社會歷史的了解和認識,也是對基本陳列《越地長歌——浙江歷史文化陳列》和《錢塘潮——浙江現代革命歷史陳列》的拓展豐富。
延伸擴展基本陳列的選題并不是對基本陳列具體內容的簡單補充,而是在此基礎之上就某一方面或某一片段進行提煉、整合,形成既源于基本陳列內容又不同于基本陳列敘述的全新主題,從而豐富和深化基本陳列的主旨精神,促使博物館展覽系統和展示內容更具層次感、表現力,最終達到立體化的效果。此類選題是建立在博物館扎實、廣泛、深入的研究基礎之上,反映出博物館立足本館性質和任務,肩負起延續歷史記憶、傳承地方文化的社會使命。
表現館藏特色的選題
藏品是博物館展覽策劃的基礎,表現館藏特色的選題能夠反映一個博物館的收藏特點和收藏厚度。
遼寧省博物館以收藏書畫著稱,上海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更是憑借其藏品數量和藏品質量的優勢得以創作出一批頗具社會影響的展覽選題。
蘇州博物館自2008年以來,至今已連續推出幾十期館藏明清書畫典藏展,避免了文物珍品埋沒于藏品庫房的尷尬,基本實現了館藏文物的常態展示和定期更新。
廣東省博物館長期致力于外銷藝術品的收藏、研究、展示,《異趣?同輝——館藏清代外銷藝術精品展》即是此類藏品最新征集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展覽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后,又相繼被黑龍江省博物館、山西博物院等多家博物館引進。
表現館藏特色的選題反映出博物館正以開放共享、不斷更新的理念和態度回饋社會、回饋觀眾。此類選題不僅傳播、擴大了博物館的文化輻射和社會影響,而且有利于實現文化資源的地區互動和全民共享,最終形成的是博物館與社會、與公眾的良性互動,也為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開辟了道路。
聚焦學術焦點的選題
聚焦學術焦點的選題是博物館運用其特有的展覽語言,對學術研究成果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并將其應用于博物館環境,轉化為公共知識。
首都博物館《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里的霸國》,從選題構思來看,展覽定位于展示考古新發現,學術特色明顯;從內容設計來看,展覽由燕侯旨為他的小姑姑燕國公主制作的陪嫁器物引入,講述燕國公主嫁到霸國之后眼中所見霸國人的處事準則和禮儀風范,展覽通俗易懂且富有故事性,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聚焦學術焦點的選題不僅反映出博物館與學界的良性互動,還體現出一個博物館的專業能力和專業態度。由此觀之,博物館正努力在專業研究和公共知識之間尋求平衡,展覽選題及內容設計不斷契合觀眾的認知結構。此類選題彰顯出博物館始終以公眾感受程度、社會接受程度為核心的工作精神。
關注社會熱點的選題
博物館存在于一定的社會背景和社會環境之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熱點能夠在博物館通過展覽得到反映。
在甲午戰爭120周年到來之際,廣東省博物館特意選取一批反映甲午戰爭的文物籌備《甲午海祭——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展覽》;又如為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先后推出《開拓者的遠見與智慧——中法建交50周年回顧展》《名館?名家?名作——紀念中法建交五十年特展》《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書畫名家作品聯展》等一系列展覽。
博物館有意識地選取社會熱點加以表現,反映出博物館正以一種全新的、主動的方式來展現自身價值和創造社會價值。社會進程的不同層面藉由博物館生動詮釋和動態記錄,這與博物館的建立初衷和終極追求相契合,體現的是博物館對時代、對社會的責任與擔當。
反映特定節日的選題
目前,我國博物館臨時展覽選題表現的節日主要有以下幾種:
? 傳統節日,包括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中秋節;
? 紀念節日,如青年節、中國共產黨誕生日,建軍節等;
? 國際節日,如世界讀書日、世界地球日、國際博物館日等。
當臨時展覽要表現節日主題時,展覽選題將面臨時效性的考驗。無論何種節日都自有其時間范圍,因此博物館能否把握最佳時機進行選題構思和展覽創作,實際上反映出博物館對外部環境的反映速度。反映節日特點的選題是博物館親近公眾的有益嘗試,也使博物館自身更具親和力和吸引力。
選題趨向與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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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分析臨時展覽選題思路,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博物館臨時展覽呈現出不斷適應社會變化和觀眾需要的發展趨勢。就選題而言,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趨向,亦即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導向。
從單向思維到多元視角
過去博物館在臨時展覽選題策劃過程中多表現出單一性、局限性的特點,選題視野狹窄、構思視角僵化。如今一些博物館突破了以往尷尬、被動的局面,有意識地將選題視線投向更為廣闊的層面,選題策劃亦由單向思維向多元視角發展。
南京博物院《雙棲雙伴——遇上七夕節》從時下七夕節被賦予更多浪漫色彩的角度出發,構思巧妙地以傳統畫作中成對出現的花鳥魚蟲為切入點,表達當代人對幸福成雙的渴求和憧憬,古老的節日因此而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深圳博物館《圣誕使者——馴鹿的故事》以圣誕節為突破口,在博物館內營造出濃郁的節日氣氛,展覽的主體則是馴鹿及其生存環境。通過挖掘馴鹿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展覽最終的價值導向落在了宣傳馴鹿的科普知識,呼吁人們善待身邊的自然環境。
北京自然博物館《吉祥文化中的動植物》巧妙地將中國傳統吉祥文化與自然博物館的動植物標本相結合,不僅使觀眾從全新的角度領略了這些具有特殊含義的動植物所代表的文化內涵,而且發揮了自然博物館的展品優勢,體現了自然博物館不斷創新的策展理念。
首都博物館《“假”如這樣——真“假”藏品對比展》從時下民眾關注的收藏節目切入,以真假文物對比作為選題思路,將電視欄目動態的知識表達轉化為博物館靜態的知識傳播,不僅為觀眾提供了近距離學習文物知識的機會,突出了社會性、熱點性,而且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傳播文物鑒賞知識、提升民間收藏水平同樣具有積極意義。
從講述過去到關注現在
過去博物館在進行展覽選題構思時容易將思路局限于通過文物講述過去。事實上,博物館是歷史記憶的講述者,更是當代社會的記錄者,講述過去只是博物館與觀眾進行溝通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博物館的最終目的和價值所在,博物館講述過去是為了啟示現在。如今一些博物館在設計展覽時已經注意到在講述過去的同時更加關注現在,一方面公眾正在經歷的社會變化在博物館的展覽中有跡可尋,另一方面當代生活也為博物館的展覽創作提供了靈感來源和現實素材。
南京博物院《博戲——中國體育文物展》以博物館與體育相結合的創新視角,意在當下、展現當前的敏銳思維,為觀眾呈現出不同歷史時段的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也為激戰正酣的南京青奧會營造出濃厚的文化氛圍。
中國絲綢博物館“年度時尚回顧系列展覽”看時尚一年一年地變化,看服裝從長到短、又從短回長,看花樣從素到彩、再從彩到素,看風格從簡到繁、又由繁及簡。展覽如同穿越時間的旅行,生動詮釋出博物館展覽“意在當下”的精神和價值。
河南博物院緊跟電影《一九四二》腳步舉辦了同樣以表現1942年大災荒為內容的《福爾曼鏡頭下的中國?中原大災難紀實影像》展覽,啟迪公眾在當今時代背景之下要有直面災難、正視歷史的勇氣,從而樹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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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物至尚到人文關懷
從傳統意義上看,博物館是收藏文物、展示文物的場所,以“物”為中心設計展覽選題似乎理應如此。受此觀念影響,博物館容易形成文物至尚的心態,這使得展覽策劃完全服從于文物展示,直接影響了展覽本質意義和深層價值的傳達。此外,博物館以“物”為中心設計展覽容易忽視觀眾感受,導致展覽的冰冷感以及與觀眾的距離感。如今,一些博物館逐步改變文物至尚的心態,將展覽的關注點從“物”移向“人”,一方面針對參觀者設計選題,一方面圍繞志愿者開發選題,彰顯出博物館對參與其中的人予以尊重和關懷的人文精神。
“咱們的博物館”寒暑假特展是黑龍江省博物館為豐富廣大中小學生的假期生活特意舉辦的系列展覽。從2009年暑假第一期展覽推出至今,“咱們的博物館”寒暑假特展已成為少年兒童在假期學習和活動的重要平臺,諸多類型的活體動物展覽使廣大少年兒童豐富了知識、拓寬了視野,同時也將博物館教育作為課堂教育體系之外最重要的教育渠道這一嶄新而持久的教育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
北京自然博物館《我是明星——12·5國際志愿者日特展》不僅展示了北京自然博物館志愿者團隊的精神和風采,而且體現出博物館對志愿者工作的尊重和肯定。博物館在志愿者的專屬節日特意為他們策劃展覽實屬可貴且具有創新意義,它改變了以往以物為展覽出發點的設計理念,將展覽的重點投向了默默無聞的博物館志愿者,這種展覽選題方面的創新思維和人文關懷彌足珍貴。
從孤立狀態到合作引進
過去博物館多從館藏資源出發策劃臨時展覽選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整體進步,各國、各地區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文化交流廣泛開展。在這種背景之下,近年來我國博物館與國外博物館之間的業務合作和展覽交流有序進行,每年都會引進一批展現各地文化與藝術的臨時展覽,觀眾不必遠赴重洋便可在國內一些知名博物館中近距離接觸世界著名博物館的珍品,感受世界文化與藝術的豐富多樣。館際合作引進的選題不僅為博物館的臨時展覽增添了新氣象,還使得博物館煥發生機與活力。
什么樣的展覽才是“好展覽”?
展覽評估實際上就是在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一直以來,我們的展覽評估都處于一種矛盾沖突之中。一方面,相關理論與方法研究還不完善,另一方面,對展覽評估的實踐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雖然“摸著石頭過河”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但如何將這些經驗上升為一套理論模式、或者評估體系,仍需要大量的工作。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與展覽評估有關。
什么樣的展覽算是“好展覽”?我們認為能否將展覽的內容信息更有效地傳遞給觀眾,是評估一個展覽“好壞”的重要標準。
任何一個展覽都有、或應該有主題,以及想傳達給觀眾的觀點或知識。展覽的策展團隊希望觀眾能夠通過參觀獲取哪些內容,這一點應當是要明確的。考慮到教育職能在博物館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博物館作為重要的非正式教育場所,那么通過衡量展覽信息的傳播效率來對展覽進行評估,應當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思路。換言之,我們要考察的是“觀眾有沒有get到展覽的點”。
什么是展覽的信息傳播效率?
簡單地說,就是展覽所要表達的內容被觀眾接收的百分比,即
觀眾接受的信息/展覽的信息×100%=展覽信息傳播效率
從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要提高展覽的信息傳播效率,要么提高觀眾對展覽信息的接受程度,要么減少展覽的信息。前者針對的是觀眾,后者針對的是展覽。
目前,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意識到,通過靈活運用藏品來展現一個主題,要比填鴨式的羅列海量展品更有價值,因此,如何拿捏好展覽信息的“量”,是策展團隊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展覽落成,在短時間內一般不會再做調整,這時“展覽的信息”就成為了一個常量。那么,作為唯一的變量,“觀眾接受的信息”自然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所以,關于“如何測量展覽信息傳播效率”的這個問題就可以轉換為“如何測量觀眾對展覽信息的接受程度”,或者“如何測量觀眾在參觀前后的智識變化”了。
問題至此,我們就可以為它冠上一個“新的”名稱:博物館學習(museumlearning)
展覽信息的傳播效率與“博物館學習”
簡單地講,“博物館學習”是觀眾研究的一部分,測量觀眾的智識變化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對于國內而言,這個概念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這個名詞在相關刊物上似乎并不多見,也缺少系統地討論(今年,王思怡在《科學教育與博物館》上首次相對系統地介紹了這一概念);熟悉的是,它又似乎在博物館人中間流傳甚廣,例如,用“博物館學習”來替代“博物館教育”、以更好地實現博物館教育職能轉型的呼聲就不絕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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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學習
在這里,我們綜合了博物館方面和教育學方面的譯介,以及國外相關文獻的介紹,可以給“博物館學習”下一個這樣的定義:
“博物館學習”(museum learning)是博物館觀眾研究的一個分支,它以觀眾作為研究對象,基于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測量觀眾在參觀前后的智識變化,并尋找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為博物館成為更好的自由選擇式學習場所提供理論基礎與數據支持。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必須要說明的是,情感、態度的變化同樣是展覽信息在傳播過程中的重要產物,那么對于“博物館學習”而言,除了智識變化之外,是否能測量情感和態度的變化呢?
——并非沒可能,但是沒試過,所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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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展覽信息的傳播效率,就是一個研究“博物館學習”的過程。而在“博物館學習”中,如何測量展覽信息的傳播效率,實際上就是如何測量觀眾在參觀前后的智識變化。
如何測量“智識變化”
要測量觀眾智識的變化量,最直接的思路就是用觀眾參觀之后“智識”的量減去參觀之前“智識”的量。假設這一基本思路成立,那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量化觀眾的智識。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約翰·福爾克(John H. Falk)提出了一種研究方法——“個人意義映射”(Personal Meaning Mapping, PMM, 又譯為‘個人意涵圖’,以下簡稱P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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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義映射(PMM)
簡單地說,該方法就是讓被試者在參觀之前,先就展廳的主題進行發散式的自由闡釋和表達,然后在參觀之后,就同一概念再次進行闡釋和表達,前后兩次獲取的詞匯變化量就是觀眾的智識變化,然后將詞匯按照“數量”、“廣度”、“深度”、“掌握程度”四個維度來進行量化,四個量化結果都可以視為智識變化的量化結果。
這一方法如何操作?我們可以結合福爾克于21世紀初在加利福尼亞科學中心的“生命世界”展覽進行的研究為樣本,進行簡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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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檢驗“情景學習模式”中的諸要素是否能對觀眾智識產生影響,而探討影響因素的根本前提就是測量觀眾的智識變化。因此,PMM在該案例中的作用就非常明確,即一種獲取智識變化量的方法。盡管這是本文唯一需要討論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在一個完整的“博物館學習”研究中,PMM所實現的這只是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已。PMM本身并不等于“博物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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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研究方法
研究人員對展覽核心問題的把握是PMM調查的基礎,一般以關鍵詞的形式表現出來,該詞匯不僅要緊緊扣住展覽主題,還要能夠給予被試足夠的回答空間。例如,在該案例中,圍繞著“生命世界”展覽的主題,福爾克等人使用“生物(livingthings)”作為關鍵詞,鼓勵被試進行頭腦風暴,說出能夠聯想到的全部內容。被試的回復同樣是以詞匯的形式呈現,這一形式分別在被試參觀展覽前后各進行一次。
在實際情況中,一個關鍵詞往往并不能很好的覆蓋展覽的全部內容。因此,研究人員可以輔助以其他形式來獲取觀眾對主題的認知。例如在該案例中,研究人員設計了兩道關于“生物與生物”、“生物與人”之間共性的開放式問答和三道單項選擇題。如上文中所說,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測量觀眾的智識變化,那么盡可能完整地獲取觀眾在參觀前后的智識就是我們的目的,方法要服務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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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M的特殊之處
實際上,PMM要解決的不單單是詞匯的獲取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所獲詞匯的量化。開放式問答和選擇題的答案同樣需要量化處理之后才能對我們計算“變化量”產生意義,而這一過程就要依賴于PMM的編碼,編碼要圍繞著“數量”、“廣度”、“深度”、“掌握程度”來進行。
類似于一般的調查問卷編碼,PMM的編碼同樣注重編碼標準的制定。在編碼的標準下,要確保能夠準確反應被試的認知情況。需要注意的是,被試回答詞匯的數量有時并不能準確地反應被試對概念的認知水平。例如一些相關專業人士在回答這種“寬泛”、“淺顯”的問題時,往往并不愿意說的太多,相反,那些對概念理解的并不深刻的被試,有時會回答更多的詞匯,盡管所說的內容往往散漫而不集中。因此,如果貿然僅用數量維度來衡量,勢必會造成對實際情況的誤導。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研究人員需要嚴謹地設計“廣度”、“深度”、“掌握程度”的編碼標準,適當增加相應權重,以求更加準確地反應被試的認知情況。PMM標準的制定,不僅僅是PMM方法本身的難點,也是完整的“博物館學習”研究的重中之重。
根據福爾克案例中呈現出的統計結果來看,PMM四個維度上的變化與我們的一般性認識相符合。如圖所示,“數量”維度的變比例最大(70.7%),因為詞匯數量的變化是智識變化的最直接體現;“廣度”維度的變化弱于“數量”,但是強于其他(32.7%),“廣度”意味著將相同類型的詞匯實際上歸為一類,它的增長意味著知識面的擴充;“深度”變化量最小(5.2%),“深度”代表被試對同一類概念在認識上的深入;“掌握程度”的變化(11.6%)則是對被試參觀前后智識變化情況的總的評估。因此,從“測量展覽的信息傳播效率”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表格意味著“測量”的工作就已經全部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