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個博物館老講解員,促使我下決心跑到草原深處零距離了解金斯太洞穴、遼上京、遼祖陵、元上都等草原古遺址及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的主要原因是:
做了三十多年的講解工作,我終于悟出,講解的真諦不在于背稿,而在于看見。不僅要看文物,還要看文物背后的故事,包括它的出處、埋藏狀態、周圍環境,以及在動態過程中運行的方式,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要親自動手體驗。
近年來,我利用周末騎行的機會跑了呼和浩特周邊許多地方,從古遺址及農耕文化中發現了許多先前不看,基本屬于熟視無睹的東西——被隱藏在其中的美和奧秘深深打動,我相信在草原深處一定藏著同樣令人震撼的秘密,只有走進去才會真正看見。
我家的好朋友,呼和浩特民族學院外籍教師、內蒙古博物院志愿講解員喬納森老師將他的假期用在草原上。他聯系到草原深處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一個不會說漢話的牧戶,在那里生活一個月,全封閉式地向他們學習蒙語。臨行前,我們約好,如果條件允許,我們可在一個月之后的第一天到東烏珠穆沁旗匯合,在那里逗留兩天時間。
我們之所以選擇東烏旗,是因為那里有展廳里天天講到的金斯太洞穴遺址和原汁原味的草原文化。多年來,我常常用書本上讀到的、耳朵聽到的,以及展廳里看到的,外加自己想象到的“知識”向觀眾講解并傳播這些文化,即使去過周邊的草原,騎過馬,看過那達慕,在蒙古包里喝過奶茶,也大多都是間接學來的,我相信這些人造的旅游景點與真實的牧民生活之間一定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當我們決定出發,和我愛人一起捧著地圖商討到達目的地的方式和線路時,先前那些聽來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如林東、林西、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等日漸清晰地在我們心里扎下了根。學習,或稱“研學”其實從這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正如青年作家盧思浩所說:
金秋八月,正是草原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出行的時間不得不按照能買上哪天的火車票而定。
我向領導請了假,乘一夜火車,于 8月13日早晨來到了巴林左旗林東鎮。
出發前然媽專門買了新鞋,包了上馬餃子。大姨的車停在我單位樓下 ,靜等我刷完臉,一路狂奔趕到車站。
出租車師傅將我們拉到一座正在修建的博物館門口,指著對面的城墻說:“這就是土城子。”
我舉目瞭望,高高的土質城墻就在前方,這就是遼五京當中的第一座古都遼上京遺址,是遼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1961年,遼上京城遺址被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入選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2013年,遼上京城西山坡佛寺遺址考古發掘榮獲“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它的西南方向二十公里處,有大遼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的陵寢及守護和祭祀陵墓的奉陵邑祖州城遺址。
內蒙古博物院推出的“石破天驚”和“大遼契丹”展也都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這些遺址及其出土文物,還采用沙盤及視頻的方式,集中介紹了遼上京的歷史及其發掘過程,我也反復閱讀了《考古攬勝——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大考古發現》一書,對照航拍圖和文字說明,想象古城的原貌。
“遼上京平面略呈‘日’字形,分為南北兩城。北城是皇城,是契丹統治者和貴族居住的地方,南城是漢城,是漢族聚居的地方,沙里河從兩城之間穿過。”
可能是我讀書有限的緣故吧,說實話,我反復對照圖文也看不出這個“日”字的具體位置,是躺著的“日”呢,還是豎著的“日”?漢城是在它的下側呢,還是左側?更不用說宮城、西山坡佛寺,以及安東、大順、乾德、拱辰四座城門的位置了。講解的時候只好避開這些,講一些常識性的東西。因為缺乏情感,只好枯燥地死記硬背一些名稱,我相信將沒有情感的東西講出去,聽到的人也一定是枯燥的、沒有情感的。
站在上京的城墻上,感悟此一時彼一時的歷史脈絡,它和許多我去過的古城遺址一樣“零落于荒煙蔓草之間,訴說著他們過去的繁榮。”
事情其實很簡單,遼上京,這個從中學時期起就被灌滿了耳朵的名字, 好像在天邊一樣遙不可及。其實一張火車票(180元)就能夠看到。看過之后,它永遠和我們的生命連在了一起,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出現這個名字,腦海里就會立刻涌現出這座城市留給我們最深刻的那一面貌,一股自豪之情油然而生——“遼上京,我去過!”
了解古城的最好辦法是對照資料搞清楚我們在古城的具體位置。糟糕的是,火車在集寧掉了頭,像是從東到西又開回來了,一直開到了上京城也沒轉過來。我站在上京的城墻上,始終感覺這里是北,只好打開指南針,在心理方向和實際方向間穿行。
可能是剛剛下過雨的緣故吧,上京城濕漉漉的。我打開手機相冊里事先保存的資料,一邊讀一邊對照實地查看具體位置 “ 皇城平面呈不規則六邊形,城墻總長約6400米,面積225萬平方米,由外城和內城組成,城高5~9米。外城東、南、北墻呈直線,各長約1500米,西墻中段位于小土岡頂部,南北兩段向內曲折,全長約1850米。城墻外側加筑馬面,上有敵樓,馬面間距100余米,恰好為一箭之地。”
但是,說實話,除了“夯土版筑” “城高5~9米”以及“馬面” “敵樓” “一箭之地”外,我們如入迷魂陣,“知”和“行”并非想象得那么容易合一。
面對一個一眼望不到邊,只剩蓬蒿伴土墻的千年帝都,除了沿城墻走一圈,尋找知情人了解情況外,還有什么別的好辦法呢?
怕弄臟了新買的鞋,我們將塑料袋裹在外面,付出摔了兩跤的代價后,才認識到安全重于財富,一旦摔壞了腰,考察工作就得被迫終止。
在南城墻內側的高坡上,我們看到了巨大的石龜蚨和裹著黃袍的菩薩像,石像下面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瓷觀音。
“這是不是書上看到的那尊菩薩像呢?”我想。
轉過古城的東南角,我們找到了那條由東南向西北的穿城大道,這在書上經常看到,它確定了我們此時的位置,但還是改變不了我感覺上的方位。我閉上眼睛,在原地轉了三圈,希望能找回正確的感覺,一睜眼,還是原來的方向。
我們順著城墻的豁口來到城外,沿城墻下玉米地一側的道路繼續向前行走。從呼和浩特的遼豐州古城到巴林左旗遼上京,我感慨坐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也沒走出莊稼地,遼王朝之大,大到了在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語系中,至今稱中國為契丹“Kitaia、kathaia或Cathay ”。
不知不覺走到了村子里,這里依然能看到古城的影子,一塊兒完整的遼代條形磚就擺在路邊窗臺上。之所以設計成條形凹槽,是為了增加磚與磚之間的摩擦力,使墻體變得更加堅固。同樣款式的磚,我在豐州城里也見過不少。
這里的農民都很熱情,一一解答了我們提出的問題。他們說話的口音和表達方式是我熟悉的,在呼和浩特有很多這樣的朋友和同事。和大多數走西口的山西人一樣,這里的漢人絕大多數是闖關東來的。
順著一位大爺手指的方向,我們找到了上京城的東門。東門口立著一塊碑,上面寫著“安東門”三個大字,碑的后面鐫刻著——
史料和實地相結合,在我眼里,皇城的輪廓一下子變得清晰起來。
站在甕城的城墻上向城里觀望,能看到古城中央高高飄揚的紅旗,我知道那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遼上京考古隊正在進行考古發掘工作,這個畫面我在展廳里幾乎天天看到,如今馬上就要看到工地了,激動的心難以抑制。
因為下雨,考古工地停工半天。留守的師傅向我們介紹了考古現場的基本情況。
同小學生使用的一個巨大的方格本,考古探方在幾十平方米的圍欄內整齊排列。探方里的草和土壤已被揭去,大大小小的磚瓦碎塊暴露于地表,見證著王朝興衰榮辱的過去。四周被稱為“隔梁”的墻體保存著時代的烙印,考古工作者就像大偵探一樣,從地層的土質、顏色、軟硬度、出土文物,以及隔梁上留下來的時代信息來判斷某一時期出現的某種社會現象,還原一個逝去的王國,這是多么有意義的一項工作啊!
我參加過中比聯合恐龍化石的野外發掘工作,感受過化石從泥土里被一點一點清理出來,經修復、研究、裝架后展示在觀眾面前的全過程。說實話,當藏品在富麗堂皇的展廳里展示出來的時候,與當初“泥娃娃”的模樣相比,已經丟失了不少神秘性和驚嘆感,如同金店里的金首飾,人們像逛商場一樣習以為常地從它們身上瀏覽而過。作為一名長期留守在“金店”里和“金子”打交道的講解工作者,我是多么希望能看到“金子”出土的那一刻啊!
簡易的午餐之后,我們決定離開古城,利用中午的時間去參觀城外的遼上京博物館,下午再返回工地,看動態中的考古現場什么樣。
發明了博物館這一公共文化場所用來收藏、研究、展示人類留下來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是多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啊!大量出土于遼上京及其周邊地區的精品文物被集中展示于古城西墻外的遼上京博物館里,仿佛讓人穿越時空直接站立在大遼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近距離感悟這個王朝跳動的脈搏。
瞧,那尊著名的觀音菩薩石雕像就在這里矗立。
比起這些高大上的藏品來,我更喜歡那些帶著濃郁生活氣息的小文物,比如上京城出土的三樂伎擊鼓石雕像、瓷玩具,遼墓中出土的童鞋、笠形帽,以及契丹少兒發式、成年男子長袍與裹巾壁畫像等等,不一而足。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博物館不僅有文物及相關圖片和文字說明,還在前廳入口處放置了一個巨大的遼上京沙盤模型,并標明城里每一古跡的具體位置及名稱,讓我們像鷹一樣飛到天上鳥瞰古城全貌,尋找我們走過的路徑—— 西偏門、南墻、穿城公路、安東門、考古工地——
天哪,原來我上午摔跤的地方正是遼上京的南城墻,墻的外面是沙里河,河對面就是漢城,這個巨大的“日”字是躺著的。
我打開手機相冊,找上午在城墻上拍攝的照片,果然有一條河從城墻下流過。我自責自己的觀察力,只顧看城里而忽視了城外,決意返回去重看一遍。
說來也怪,再回到西偏門時,在我的感覺里,門重新回到了西面,我丟失的方向終于找回來了!
我們沿著皇城根走到了南墻下,站在“日”字形中間那一橫上向南舉目瞭望 。好一個“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二元統治體系,最為集中地體現在這里。我仿佛看到留著髡發的契丹人和穿著漢服的南面官以及渤海、回鶻等各色人群往來于漢城和皇城之間的情景。
我蹲在墻下查百度,以前讀到這兒就讀不下去的地方,現在一下子產生了濃厚興趣,生怕丟掉每一個字。
如今,昔日的南城已經被樹林和莊稼地覆蓋,隱約能看到遠處山坡上靜立的佛塔。真想趟過沙里河到河對面看看,如果條件允許,住它個三天五天,走遍每一段墻垣,逛遍每一條大街,讓漢城不再陌生,讓牛不再全牛,說不定還能撿些“蛛絲馬跡”,帶到教室里和同學們分享。
時間飛逝,在我心里,皇城里有許多古跡仍是個謎。展廳里展示的考古新發現西山坡佛塔遺址及其出土的精美彩繪貼金泥塑像在什么位置,皇城的東門什么樣,都必須盡快看到。
西山坡佛寺自然在皇城的西山坡上,我在展廳里講解時常把它作為一個寺院的名稱,而不是一個地理位置。現在我們由南向西行走,果然看到西墻下有一個緩慢升高的山坡,越接近頂部,磚頭瓦塊越多、越密集。
我想,上面一定有一個六邊形的佛塔基座,左右各有一個小塔正等著我們——
令人驚訝的是,山坡上除了一根立著的石柱子外空空如也。
在山坡和西墻下的低洼處立著一塊白色石碑,我知道那一定是該遺址的名稱和簡介,我跑過去看個究竟。
石碑的正面寫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日月宮”;石碑的背面寫著:“日月宮遺址是大遼皇帝、皇后宴寢之所。現存三座圓形臺基。大者居中,直徑45米,小者直徑約10米,作左右陪襯。”
我登上西墻向下觀望,果真看到左右兩個小山丘,莫非這就是皇后的宮殿,我琢磨著。
我們登上城墻的最高處向北瞭望,能看到城墻中段裸露在外的黑色墻體,隱約有門的樣子,展廳沙盤上寫得很清那是皇城的西門乾德門。
我們沿著城墻小路向城門靠攏,如同電影鏡頭一樣一步步由遠及近,一座完整的遼代城門越來越清晰地出現在我們面前。與上京其它的城門不同,這是一座已經被清理出來的考古工地,正在進行遺址保護,將來的某一天,它一定會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座主要城門,迎接八方來客。我慶幸自己可以先睹為快了!
我們小心翼翼地扶著鐵絲網從城墻上下來,回頭看,剛才從城墻上走過的一段路,正好是兩個馬面之間的距離。馬面真的像馬腦袋一樣伸出墻外,當敵人攻城的時候,士兵可以跑到馬面的最遠端,從背后射殺敵人。馬面與馬面之間的距離必須在弓箭有效的射程之內,這就是成語“一箭之地”的由來。
我們繞過馬面,來到城門口。與皇城東門一樣,在馬面和城門之間的空地上立著一塊白色石碑,上書“乾德門”。
乾德門,如同一座正在融化的雪房子,歲月的風霜已經將它的棱角削平。雖是殘垣斷壁,依然巍峨屹立,經考古工作者的精心發掘與清理之后,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眼前。
我們沿著門道進入甕城,這是一個巨大的弧形高墻,人在它的下面顯得特別渺小。所謂甕城,是在城門外面加了一座馬蹄形的小城。甕城的門朝南開,進城后右轉即是主城門,當敵人攻入甕城時,如將主城門和甕城門關閉,守軍即可對敵形成"甕中捉鱉"之勢。
我佩服考古工作者的認真與細致,他們將乾德門的里里外外清理干凈,露出當初黑黃相間的泥土 ,從地基到墻頂,一層層整齊排列,即使是普通觀眾,也能看得出一千多年前的勞動者如何用夯土的辦法在這里修筑城墻。所謂夯土版筑,就是筑墻時用兩塊木板(版)相夾,兩板之間的寬度等于墻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撐,然后在兩板之間填充泥土,用木墩或石墩等重物大力夯(大力)實。夯實一層,再上一層泥土。隨著木板的增高,墻也一層層增高。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一層層整齊排列的墻。
這多么像一本立體教科書啊,如果能讓我們的大中小學生站在這個位置上了解古代建筑、學習考古知識,感悟社會發展的脈絡與進程,體會“夯土版筑”“甕中捉鱉”“一箭之地”等等詞語的起源,那要比坐在教室里單一地通過文字和圖片認知這個世界不知直觀、快捷多少倍。
知識源于生活,經教育者高度提煉后,以文字和圖片的形式被送進教室里。但是,受教育方式的影響,這些知識逐漸游離于鮮活的原生態,變得枯燥繁縟。在這種教育模式培養下的講解員,通常只停留在背誦講解詞上,講得一事,很少去“行”一事,即使有人帶著去“行”了,也只是看一事,知一事,知一事,“悟”一事,很難形成強大的興趣源,產生內動力,從而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主動去尋找那曾經有過的震撼。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長期停留在非“物”為主的認知環境中,習慣于從書本上間接地獲取知識,久而久之,形成一種習慣,即使再大的震撼也不覺得震撼了。
悟,從心,從吾。“吾”義為“正中的”,引申為“一箭正中靶心”。“心”與“吾”聯合起來,表示“一種‘一箭正中靶心’的心理狀態”,有明白、覺醒之意,最典型的反應就是“哇!”
讀書、聽課、看視頻也能產生“悟”,但它不能替代躬行。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就像談戀愛,媒人說得再好,甚至捧出照片,也不如彼此見見面看得清楚。要想擦出火花,光看不行,還得進一步接觸,從細節上找到突破口,達到如膠似漆不離不棄的效果。
我們沿著木道走進門,前方的鐵絲網擋住了去路。站在這個角度隱約能看到遠處的考古工地。看天,不知不覺是已到了黃昏時分,加上身體的疲憊,只好作罷。
行的結果是對所行之地產生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回到旅館,我開始查閱所有相關的資料。我深深地自責自己為什么沒有讀更多的文章,即使有的讀了,也還是一目三行,居然將西山坡佛寺的內容落掉了。原來那三座圓形臺基,石碑上標著“日月宮”的地方,經2012年考古發掘,確定埋在下面的不是皇家的宮殿,而是三座佛塔,這正是展廳里展示的西山坡佛寺遺址的位置,我們看到的,是發掘清理后回填的樣子。回填是為了保護,等遼上京遺址公園對外開放的時候,這三座佛塔臺基一定會重見光明。
第二天,我們來到遼上京西南方向二十公里處的大遼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的陵寢及守護和祭祀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遺址。
關于這兩處遺址,博物院“大遼契丹”展做了詳細描述。展板上寫著:“根據‘既葬必守墳’的契丹遺俗,契丹將中原陵邑制度與頭下州相結合,在每一處陵寢附近專置奉陵邑,分別命名為祖州、慶州、懷州、乾州和顯州,以守護各陵寢及祖廟,并置奉陵戶令其進行各種生產活動,以維持奉陵州官吏及其家屬、雜役、工匠的生活開銷。”
為了讓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還在顯著位置復制了1:1.34的石房子復原景觀,并配圖片和文字加以說明,旁邊還設置了專家訪談視頻,講述大遼喪葬習俗及石房子的功能和作用,有這樣的文化大餐作鋪墊,走進奉陵邑就不再感到陌生。
我們從外城走到內城,地面上到處都是和遼上京一樣的殘磚斷瓦,見證著這座小城的過去。
撥開樹葉,遠處高山下那熟悉的建筑物映入眼簾,那不就是我們天天講到的石房子遺址嗎?激動的心情難以平靜。
可能是職業習慣的緣故吧,“知”與“行”碰撞后,就有一種強烈的表達欲流淌出來,迫不及待地想將自己先前了解的和現在看到的知識傾吐出去。我一邊走一邊給然媽講解,不知不覺,身邊已聚了不少零散的游客。
與我之前看到的景觀和圖片相比,置身于真實環境中的石房子遺址著實令人震撼。
房子坐西朝東,由七塊巨大的花崗巖石板支蓋而成。最大的一塊在屋頂,長6.7米、寬4.8米、厚40多公分,無拼接對縫,完全是一塊完整的石板。如此巨大的花崗巖是從哪里采集而來,又是怎樣搬運,支蓋在同樣巨大的四圍石墻之上的呢?
我在發出驚嘆的同時也開始思考,并迅速從記憶庫里調出先前在故宮聽到的講解 ——
“這塊大石頭重250噸,是從距紫禁城90公里外的北京房山運來的。在冬天人們就在沿途挖井,潑水成冰,把石頭放在冰上拖拉,要是在其它季節就在大石頭下面鋪上滾木,然后再用數百人一起拉,運到這里后再加以精雕細琢才雕成了我們看到的精美作品。”
那么,這里的巨石也是用這種辦法運來的嗎?
費這么大力氣建這樣的房子究竟是為了什么?
我站在石屋完整的石板上,背靠著另一塊巨大而冰涼的石墻,想象著從門口進來的人群。
書到用時方恨少,行的時候,才知“知”的可貴。
不知哪里讀到的一段文字最先跑到了我的眼前——這是關押爭奪帝位失敗的太祖幼子耶律李胡的地方,好讓他守著祖廟,好好反省。
緊接著是展廳視頻里陳永志院長的解讀——
正是專家的推理與解讀,才使遼王朝的故事變得清晰而有趣。“知”離不開“行”,“行”不能沒有“知”,它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對戀人,缺了哪一個都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認知。
我們翻過遼太祖記功碑及碑樓遺址所在地龜蚨山,走過一片密林,便到了祖陵的入口處,大布拉格山和小布拉格山在這里交匯,形成了一座天然門戶,人稱“黑龍門”。
陵門正對面是一座高大山峰,成為陵園的屏障,有學者認為那里就是遼代的圣山——木葉山。
興趣與耐力息息相關,興趣越濃,好奇心越大,走的路就越遠。游客中一位叫做然然的男孩兒(和我女兒同名)和我一起登上了祖陵背后的高山。